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 使林彪得以通过这次大会和其他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把他的心腹要 员作了妥帖的安排。从此，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胆子也更加大了。他们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他们要把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便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林彪取而代之做准备。
196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逝世了。这条消息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是封锁的，但是，当时掌握国家党、政大权的核心人物则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此，这些人心中都在盘算着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谁来担任未来国家主席。他们也想到， 这些问题必将在九大之后不久就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结果。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成了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然而，对林彪来说，他希望自己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高位。能像刘少奇生前担任的职务一样，在党内是“副主席”，在国家职务上，担任“国家主席”。他还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然而，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有关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然而，林彪对毛泽东的建议感到不满。因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就永远不可能担任国家主席了。
1970年4月10日，林彪有意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件事林彪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即将召开的筹备四届人大会议上，讨论国家重要人事安排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串通同伙， 想通过九届二中全会争个国家主席当当。
1970年7月，叶群便和吴法宪谈过，说什么“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他们利用陈伯达大肆宣传“天才论”。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伙人，还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说什么，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来说，恩格斯、斯大林、林彪是“三大助手”。而“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以此为林彪夺取最高权力作舆论准备。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 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 的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战备问题。
而林彪却认为，“和 平过渡的接班人”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 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不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会议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8月24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
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一条。
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则在华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
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
毛泽东思索再三，为了挫败林彪夺权计划，决定从陈伯达开刀。这样做的深意，不是林彪等人能理解的；这一高招，也不是他们能应对的。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二十三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
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合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也乘机转舵，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还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得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 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彪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宪法，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行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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