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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贱”及其相关者的变形：一条谱系链
序，道德审美中的宗教残余
今天的国际艺术现场，诸如各式西方化双年展的舞台，可以发现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美学语法正在反复出现：对创伤身体的展示、对边缘与卑贱物质的迷恋、对仪式性场域的建构，以及对越界经验的持续召唤。若从观念史脉络切入，这些看似理所当然且自成逻辑的艺术模式，实际上并非天然成立，而是建立在某些关键思想前提已被抽离之后，仍以无根化的感性机制继续运转的历史残余之上。换言之，它们之所以仍能作为当代艺术中的有效语法发挥作用，恰恰在于某种已被世俗化却未被真正清理的宗教性结构，仍以幽灵般的方式潜伏其中。这一集体性的悖论现象，可以在“基督教精神的世俗化”这一现代性批判传统中获得理解。
这类视觉语法通常被纳入“批判性”与“激进性”的话语框架之中，而乔治·巴塔耶关于“越界”“耗费”与“异质”的思想，也常被作为解释其谱系来源的重要理论资源。本文所关注的，正是从十字若望到乔治·巴塔耶，再到罗莎琳·克劳斯的一条思想接受史与创造性误读史交织而成的谱系变形线索。具体而言，巴塔耶如何改造十字若望，克劳斯又如何改造巴塔耶，不仅构成这一变形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作为理论史中的典型个案，折射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时代症候。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这条长期被遮蔽的思想变形史，能够解释为何当代艺术中大量形式上极具情感冲击力的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却往往呈现出一种高强度而无法落地的空转状态。今日当代艺术所调用的“巴塔耶”，实际上往往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巴塔耶，而是一套经过多重转译与不断抽空之后所残存的情感语法。若将这一谱系向前追溯，其起点可指向少年巴塔耶对天主教密契主义的深刻迷恋，尤其是圣十字若望所实践的否定神学传统。通过回溯这一从“为神而空”到“为空而空”，再到“为平等话语而空”的变形过程，我们或许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当代艺术中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情感结构及其历史条件。
一，原型：十字若望与天主教密契的垂直结构
起点是一种垂直的精神运动。圣十字若望的灵修文本，如《攀登加尔默罗山》与《灵魂的黑夜》，确立了一种经典的密契主义范式。其核心可概括为“通过绝对的否定，抵达绝对的肯定”。
1.“黑夜”作为路径：灵魂必须进入纯粹的“黑夜”，主动剥夺一切感官慰藉与理性概念。这种剥夺不是目的，而是必要的净化路径，旨在为神的绝对临在腾出空间。黑夜意味着对有限自我的弃绝。
2.“无”的辩证性：十字若望的“否定之路”（Via Negativa）要求不断否定关于上帝的任何有限肯定。上帝是“无”，但这“无”是超越一切有限范畴的“绝对之有”。否定是为了保护神圣者的超越性，而非终结于虚无。
3.痛苦与狂喜的合一：在《灵魂的活焰》中，他描绘神之爱如箭刺穿灵魂，带来既痛苦又极乐的“甜蜜的伤口”。这种撕裂感是神圣他者介入的标记，痛苦本身被整合进与神合一的狂喜之中，具有明确的救赎论指向。
4.“自我掏空”的献祭逻辑：灵魂的“虚无”（nada）状态，是一种极致的谦卑与自我掏空（kenosis），模仿了基督道成肉身时的虚己。其动机是爱，其对象是上帝，其结构是垂直的奉献。
在此原型中，所有“低”、“贱”、“苦”、“空”的经验，其价值均由一个超越性的高点所赋予。这是一个严格有序的宇宙：人的“卑贱”源于与神圣者的无限距离，而自我弃绝正是跨越这一距离的唯一途径。情感（痛苦、渴望、狂喜）是道路的伴随物，而非道路本身。美学上的悲怆与崇高，源于对这场跨越无限鸿沟的救恩戏剧的深刻体认。
二，断裂与置换：巴塔耶的“无神论”密契
乔治·巴塔耶的思想，构成了谱系中决定性的断裂点。他并未简单抛弃密契经验，而是进行了一场不太美妙的外科手术：保留了体验的完整结构，却移除了其终极对象。
在《内在体验》中，巴塔耶结构继承、完整挪用了密契主义的语法：“黑夜”、“否定”、“迷狂”、“自我消解”。他同样描述一种坠入未知、语言失效、主体崩解的极限状态。
同时，巴塔耶删除对象，明确拒绝了十字若望的终点。他写道：“上帝不同于未知……未知是冷漠的。” 他将神学中的“否定之路”，改造为一种“非知”（non-savoir）的原则。黑夜不再通向神，黑夜本身就是终点；自我掏空不再是为了充满（圣灵），而是为了无尽的“耗费”（dépense）；迷狂的“甜蜜伤口”被转换为情色、死亡和牺牲中个体界限被撕裂的纯粹暴力体验。
天主教密契主义中内含的诺斯替因素（通过“灵知”超越物质世界），遭到了粗暴改造。巴塔耶将这种内向的、认知性的超越，替换为一种外向的、身体性的“牲祭”逻辑（耗费、暴力、即时性的能量释放）。当代艺术继承的正是后者被驯化的版本：一种去除了真实危险、仅供观看的“安全牲祭”庆典，在创作中，一场场将I人的内在自省和外显的野蛮人狂观庆典融合在一起，形成悖论景观，唯独超越性本身被放在了极次要的地方。
同时，巴塔耶摒弃了“原罪”这一前提。在他看来，人的局限性并非需要救赎的缺陷，而是存在的既定条件。他引入了一种尼采式的“无罪性”，将对“空”的自觉体验本身，视为一种健康的、甚至是虚荣的生存强度。
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解读在其间深度影响了巴塔耶。科耶夫将历史视为“为承认而斗争”的主奴辩证法，这是一种将基督教“道成肉身-受难-复活”的历史意识彻底内在化、世俗化的方案：最终走向有奴仆式服务精神的主体。巴塔耶接受了这种欲望与否定性的动力学，但将其推向了一个非生产性、非历史的极端：即“至尊”时刻。对他而言，真正的“主权”不在历史斗争的胜利，而在无用的耗费、纯粹的礼物和毁灭性的瞬间——这正是他对“牺牲”逻辑的世俗化重写。
最终，巴塔耶创造了一个矛盾的杂交种（hybrid）：一种无神论的神学，或一种失去上帝却仍在运作的神秘主义。他将垂直的“神-人”关系，扭转为水平面的自我撕裂运动；将指向明确的救赎戏剧，替换为无目的的“内在经验”事件。他的思想是一种深刻的“后基督教”应激产物，充满与天主教传统搏斗的张力。他保留了神圣体验的强度与否定性形式，却抽空了其信仰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向“未知”敞开的、危险而空洞的场所。
三，工具化与驯化：《十月》的理论工程与克劳斯的“选择性”巴塔耶
巴塔耶思想进入英美艺术理论界，尤其是通过《十月》杂志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引介，发生了第二次，也是更具塑造性的变形。这次变形的核心特征是从生存哲学到批评话语的“工具化”。
《十月》的引介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它优先引入那些易于被后结构主义理论（福柯、德里达）框架所分析的巴塔耶，如围绕“越界”、“禁忌”、“异质性”的文本。而巴塔耶思想中更危险、更难以学术化的部分——如《被诅咒的部分》中的普遍经济学、与秘密社团相关的实践，尤其是其思想核心的神秘主义与准仪式暴力维度——被有意弱化或边缘化。
罗莎琳·克劳斯在这个工程中，建构了“可用的巴塔耶”。她将巴塔耶思想转化为一组稳定、可操作的艺术分析范畴：
1.“卑贱”/“低级物质性”（Base Materialism）：用以批判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的纯粹性，解释超现实主义等艺术中的“下坠”冲动和“反形式”物质。
2.“无定形”（Informe）：作为解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形式/内容，高/低）的批判工具。
3.“越界”：被理解为艺术对社会与文化禁忌的挑战，成为一种可被定位的批判姿态。
这一工具化中包含了美式学术语境与巴塔耶思想内核的结构性不兼容与刻意驯化。美国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传统，隐含“真理必须可被公共、平等地讨论”的前提。而巴塔耶思想的核心——那种“不可沟通的极限经验”、“消耗性的神圣”——无法被这种平面化的话语体系所吸收。
于是，巴塔耶沿且具有一定“垂直性”、撕裂主体的真理经验，被翻译为一种“水平的”、可被分析的话语真理。其思想中危险的、非理性的部分被驯服，激进性被中和，成为艺术史书写中安全的理论资源。
克劳斯的工作在方法论上极其成功，它为解读大量现代与当代艺术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然而，其代价是完成了对巴塔耶的“去神学化”清洗：体验的历史与存在论重量被剥离，只剩下功能性的概念外壳。一个与天主教传统痛苦搏斗的巴塔耶，被呈现为一个“天然”无神的普遍理论家。
与克劳斯平行的，是克里斯蒂娃的路径：对应巴塔耶-克劳斯的“卑贱”，塞利纳-克里斯蒂娃的“贱斥”；对应巴塔耶自十字若望而出，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面向大德兰，探讨女性情感模式为密契主义作出的路径开拓贡献；拉康的欲望动力学和三界说，同时在克劳斯和克里斯蒂娃那里非常重要。但或许，克里斯蒂娃并不比罗莎琳·克劳斯更温和，却是做出了更深的消化性替换。而作为一个当代艺术领域的弄潮者，克劳斯提供的简化、外化版本，更适用于视觉策略与策展语言。
四，情感结构的反转：从“自我献祭”到“自我放逐”与“平等先于真理”
经由克劳斯中介的巴塔耶，为当代艺术实践与批评奠定了一套新的情感语法和伦理前提。原本密契主义的垂直结构，发生了水平方向上的反转与扁平化。
冲动链发生了变形——
十字若望：自我献祭→ 指向神（垂直奉献）。巴塔耶：自我掏空/耗费 → 指向“无”或“未知”（水平滑动）。当代艺术：自我放逐/展示创伤 → 指向话语场域中的边缘位置（策略性定位）。
“平等先于真理”的伦理倒置，是整个变形史的逻辑终点。在神学原型中，前提是“相对于神，人人皆低”（一种基于共同欠缺的垂直平等）。当超越性的“高”消失后，这一结构被水平翻转：“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成为先验的、不容置疑的前提。在艺术领域，这意味着“平等”的价值（给予边缘、卑贱、被排斥者以可见性）优先于对“真理”（或品质、深度、技艺）的探寻。任何关于等级、优劣的判断，都可能被指控为“精英主义”或“暴力”。
由此，艺术活动的目的发生了微妙而根本的偏移：从寻求表达或真理，转向在话语场中占据一个具有批判正当性的位置。“成为奴仆”的宗教姿态，在科耶夫-巴塔耶的脉络中，被世俗化为一种“为他者代言”或“自我边缘化”的现代主体策略。
五，当代现场：双年展与“无根强度”的表演
上述变形史所生产的情感结构，在当代全球艺术展览体系中得到了集中展演。举例来说，常常可见以下几种高度模式化的密契主义残影：
1.创伤的景观化：大量作品以身体伤痕、历史档案、家族叙事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装置、影像循环呈现。问题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其呈现方式往往将创伤转化为一种可被安全观看、情感被预设路径化的美学景观。它生产的不再是个人震撼，而是一种规范化的集体同情机制。
2.仪式的空转：常见模拟宗教或部落仪式的装置，运用象征性材料（血液、泥土、毛发、圣歌般的声效）。这些仪式打着非欧、少数族群宗教的名号，其信仰对象和背景语境并非大多数受众的共识与通感，只是符合“少数”的正确性。因此，对多数受众而言，仪式其实早已降格为营造“神秘氛围”的舞台设计，是仪式的美学仿制品。
3.“越界”的安全区：涉及性、暴力、政治禁忌的作品，几乎总是在制度精心划定的边界内运作。其“越界”成为一种被策展人、评论家和成熟观众预期并接纳的节目类型。破坏性被预先编码，激进沦为装饰。
4.材料的伦理光环：使用废弃物、有机腐烂物、工业残渣等“低级材料”，本身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优越性。“低”即等于“真”和“批判”，材料转换过程如炼金术式玄奥气息被忽视，物质自身的伦理标签优先于其形式转化的艺术努力。
这些作品共同呈现了一种“无根的强度”：它们具有神秘主义体验的所有外部特征——强度、耗散、身体关注、否定姿态——却抽空了其内在的神学根基（与超越者的关系）和存在论风险（真正的牺牲）。情感在激烈地空转，能量无法指向自身之外的任何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疲惫感与虚无感。这正是“去神圣化之后的神秘主义残影”：形式留存，内核蒸发；情感激昂，对象空缺。
当这套在欧美特定思想史中变形生成的话语模板，被移植到其他文化语境（如在我们国朝），其无效化问题加倍突出。因为它所批判的“现代主义体制”、“西方中心主义”在本地往往以不同的、未完成的形态存在，导致创作与批评沦为一种话语的真空搬运和姿态的错位模仿，仅在跨国展览体系中作为流通货币具有微小价值，与本地深层的精神与现实问题严重脱节。
结论，规训何谓？——在空转之后的道德宣战
从十字若望、巴塔耶到克劳斯及双年展体制，本文所揭示的并不只是某条思想史支流的变形，而是一整套当代艺术情感结构的世俗化轨迹。其核心特征，在于宗教性形式的延续与精神内核的蒸发：超越性被取消，否定性被保留；真理指向被抽离，强度表演被保留。
如果说这种变形在当代艺术中最终汇聚为某种主导性倾向，那么它所依附的，正是一套左派进步主义的道德审美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平等”、“边缘”、“创伤”、作为可见性表演的“不可见性”，都被预设为不可怀疑的价值前提，艺术的任务也因此不再是通向真理或形式发现，而是占据一个具有道德正当性的话语位置。于是，批判逐渐姿态化，情感逐渐模板化，艺术判断则不断让位于伦理表态。
问题不在于艺术是否应当处理创伤、身体或卑贱，而在于这些主题是否已被编排成一套新的规训机制。左派进步主义在此并非艺术的解放者，反而构成了一种软性的审美治理：它以平等之名压缩差异，以批判之名取消判断，以道德热情取代精神重量。其结果，正是当代艺术大量作品所呈现出的无根强度与高烈度空转。
雷徕202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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